从另一个角度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施加这样的限制手段是否符合国情，也并非不能讨论的问题。

[17]P65有些想追逐长生不老的人可能会通过克隆孩子寻求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 使得克隆孩子成为人类器官的储存器。克隆技术可能会通过侵蚀个性的概念而扩大对社会的影响, 而个性概念是隐私与自主观念的核心。

然而, 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人的尊严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 判定是否侵犯了人的尊严的方法有哪些, 在宪法学上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不顾及个人或公众知晓被克隆人。动物克隆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疾病或遗传性畸形问题。展望未来,我国应当以生命和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调整 关键词:  克隆人技术立法; 生命与人的尊严; 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明确性原则; 比例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末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兴起, 预示着21世纪会成为生命科学的世纪。(一) 生命与人的尊严作为立法的价值基础 在人类的文明演进中, 人们选择通过宪法治理国家的根本的目的在于保障生命与人的尊严。

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公务员都要严格按照宪法办事, 养成维护宪法的意识, 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 以宪法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尽管克隆羊已经怀孕了, 克隆人能否怀孕也值得关切。分税制改革的目的在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侧重于强调中央政府通过充足的财源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第4条规定：中央政府预算（以下简称中央预算）由中央各部门（含直属单位，下同）的预算组成。这些问题似乎全都落入了政治决策考量的范围，丝毫未有法学探讨的空间，然而仔细观察，我们也不难发现，区域不均衡发展虽然有开发历史、资源禀赋、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但是其外在的政经结构和法律制度事实上极有可能固化甚至强化这种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中央政府不仅应该授予地方政府一定的事权，而应当赋予地方政府相对自由的财政政策制定权力。4. 其他规范性文件 1993年颁布并于1994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立了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体制，这被很多学者广泛认为是财政分权方面最为重要的法律渊源。

一如我们所知的，在立宪政体之下，中央政务与地方政务，不能不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之原因在于：财政国家之立宪制度体系，从纵向而言，除非人数为几万以下、面积极为狭小的城市国家或者岛屿国家，囿于财政管理上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全国性政府必然不能对所有公共事务予以直接处理，由此，财政层级之设置、财政收支职能之划分乃势所必然，此中又必然衍生出财政收支划分制度等重大课题，并以集权国、分权国为两极而衍生不同的宪法类型。

在经济决策所依赖的信息来源上，该理论更加强调信息不对称在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意义，亦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特定管辖区内的经济信息的掌握程度并非是一致的。[85]我国传统意义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财政划分制度属于深受前苏联影响的高度集权的财税征管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地方的财政自主权被极大地限制，而且地方政府还负担了很多由于支出责任、事权不匹配而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omies）[[86]]。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18]] 另外，我们也可以将量能课税与税收公平结合起来。

[[23]] 参见前注15，第72、73页。联邦制国家的宪法几乎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征税权力。[[26]]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归属应直接探求事务的逻辑结构，并分析具体事务在法律上的重要特征，从而判断其是否有全国统一或因地制宜的属性。参见熊伟：《财政法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近年来，财政宪法学成为一门新兴的部门宪法[[31]]得益于从财政学、税法学、宏观经济学当中汲取理论的养分，形成了一个较为精细的研究领域。继续征收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屠宰税暂行条例》和《筵席税暂行条例》[[84]]的规定，制定具体征收办法，并报国务院备案。

[[73]] 具体地说，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是中央政府财政资金对省的转移支付，同时也包括省级财政资金对市、县的二级转移支付，以及中央政府财政资金直接对地、市进行的转移支付。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包括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上解的收入数额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返还或者给予补助的数额。

本文选取财政划分中核心的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作为探讨的对象。[[52]] 本文在借鉴前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此不揣浅陋重新理清三种模式的具体内容： （一） 中央本位的集权模式 一般而言，单一制国家的全国性政府在制定财政分权规则等方面具有更为强势的地位，故而其财政制度上中央集权的属性更为明显。一般而言，中央对地方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在法理上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财政能力、财政需求、财政努力以补助金（Grants in Aids）（一般补助款或者特别补助款）的形式垂直支付。[[43]] 进一步来看，如果把财政分权放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来探讨，很难否认的一点是：无论是联邦国还是单一国都存在财政分权的宪法设计，而这种宪法设计不仅需要解决其制度的有效性问题，更需要解决该种制度的正当性和公平性问题。这样一来，国家总体的财政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由此趋势也可以看到，营改增之后地方财政资源紧缩的趋势将不会从税源上得到缓解。

[[80]] 表4. 建国以来财政体制沿革[[81]] 根据我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目前我国两套税收征管机构在协调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关于所得税的征收。所以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财政面临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地方政府的事权逐渐扩大，需要应对的事务纷繁复杂，加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等事务。

同时，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府际关系中也事实上影响着财政税收政策实施的效果。崔皓旭：《宪政视野下的税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这种困境表现为：要么出现中央请客、地方埋单的情况，要么出现地方政府有权无财、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匹配的情况，故地方政府的以土地出让金为来源的土地财政在全国各地都十分普遍。正如我国有学者所指出的，财政国家的核心制度体系主要是由财政收支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制度、财政支出制度构成。

在对称型模式下，财政收益权和财政立法权的划分相适应，享有一定的财政收益权就意味着享有一定的财政立法权。[[62]] 《国税发[2006]71号》 [[63]] 《国税函[2010]164号》 [[64]] 《财预字[1997]287号》 [[65]] 《财政部令第62号》 [[66]] 《财预[2006]13号》（该文件目前已经失效，此处仅作历史佐证） [[67]] 《财预[2013]275号》 [[68]] 参见徐孟洲等：《财税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2页。（注：2007 年数据为预算执行数。以当前地方财政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分税制在宪法上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我国在相当大的一段时期内仍然面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与事权划分不成比例的问题。

垂直财政失衡是指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权与钱分配不平衡，以致于上级政府有必要以自己的财源透过一般补助款或是特定补助款来辅助下级政府。[[32]]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报告，财政分权的原则或规则（principles or "rule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至少包括以下要素，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必须：（1）自主（Autonomy）（2）充足（Revenue Adequacy）（3）均衡（Equity）（4）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5）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6）简化（Simplicity）（7）激励机制（Incentive）（8）授予者保障（Safeguards for Grantors）[[33]] ，这些规则或者原则对于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都同样极为重要。

但是关于国家财政结构、财政划分之必要性、财政分权理论、财政划分模式等方面，学术界和实务界都累积了相当的共识，虽然具体的财税法律制度还不足以直接优化国家财政权的纵向配置，但是国家已经有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和进一步制度创新的法理基础。[[9]] 不实行均权制，中央之集权必有地方之滥权。

文章第五部分分析中国分税制改革中的具体制度以及该制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28]] 参见前注12，第26页。

凡事务性质上需要整齐划一、全国一致的，如度量衡，归中央办理。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The Magna Carta）以降的近代立宪主义就发轫于议会与国王围绕着以征税权为核心的财政划分所进行的法律斗争。《预算法》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立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Smith postulated four "maxims" of taxation: proportionality, transparency,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Adam Smith,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V, Vol. 4. O. Zeller, 1963; Thomas C. Atkeson:Tax Equity And New Revenue Act，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31，No. 2 (Apr.，1956)，pp. 194-203. [[19]] [日] 北野弘久：《财税法原论》，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29]] 实务上，处理财政失衡的财政手段是中央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当然国家也可以借助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等行政手段。[[36]] 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6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16 (1956)，查尔斯·蒂伯特(Charles Tiebout)的相关论述一度影响了我国法学界关于财政分权的理解，参见张千帆：《集权还是分权？地方自治的成本利益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同时建议我国在时机成熟时及时出台明确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法》以及时克服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当中缺点和漏洞。以全国为实施范围的属于中央事务，如铁路、国道、航空等。

采用此模式的国家，其最高权限虽掌握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能超越许可范围而活动，也不能课征未经特别授权的租税，但其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并未有严密的划分，地方政府仍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譬如英国即经常透过国会私法案的手续，以扩大其权限范围。[[39]]参见斯蒂格勒（1996）最后访问日期：2016-12-23。